上述兩個主題既可以寫成悲劇，更適合寫成諷刺劇，如今放在一本著作里，多少有些相互沖抵。也許作者只想用這種混合的方式宣泄對這個行業(yè)的經(jīng)歷、感受與態(tài)度，又或許因經(jīng)歷而起的情感在作者心中糾結(jié)燃燒，作者必須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的思想：我的尊嚴在思想里面，我的思想在故事里面----有溫度的作品，皆是作者個性、思想、情感的不可自抑的流露。
　　
　　但我始終感覺，作者如果做出取舍，《封口》這部作品就完全可能變成兩部比現(xiàn)有文本更具沖擊力的作品：一本以《封口》為主題，表現(xiàn)當今中國社會最深刻的悲哀：這個世界的最大麻煩是，有一部分人永遠不想讓另一部人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一本是《中國營銷界的罪與罰》，即潦寒引用老舍的話：我要寫一出最悲的悲劇，里面充滿無恥的笑聲。
　　
　　最悲的悲劇，不只是充滿無恥的笑聲，而是所有無恥都被“真心地”當作崇高。
　　
　　哪里需要神話，哪里就會出現(xiàn)大師；哪里崇拜奇跡，哪里就會誕生神棍；哪里將愿望當做目標，哪里就會出現(xiàn)慷慨激昂的騙子；哪里拒絕理性的思考與質(zhì)疑，哪里就會冒出自以為是的摸象盲人。
　　
　　人類歷史所有最悲的悲劇的根源，無非兩個原因：非理性的狂熱+不準自由思想（包括質(zhì)疑）。前者是用情緒、表演、欲望、狂熱代替理性，后者則是系統(tǒng)化地掩飾真相、偽造歷史、強制或隱蔽地封口、洗腦。
　　
　　納博科夫用《黑暗中的笑聲》表明，不是人類一思考，上帝就發(fā)笑，而是人類不思考，騙子就狂笑。潦寒用《封口》表明：在每一種瘋狂的背后，都有一種盲目；在每一個謊言的背后，都是一種狂妄。
　　
　　很多瘋子，更多瞎子，世界總是不斷呈現(xiàn)出如此病態(tài)。少一些瞎子，才可以少一些瘋子，《封口》對營銷界及各界的意義，這樣的結(jié)論或許才是“正果”。
　　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無恥與悲劇，不能消滅高尚與理想。
　　
　　總有一群人，埋頭苦干、正道直行，如魯迅《故事新編》里補天的女媧、理水的大禹，或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、鑄劍的眉間尺等，一群不問前因后果、利害得失、是非毀譽，只做自己當做之事的怪人、傻人、癡人，一群不爭論、不抱怨、力行之、終會死的肉身凡胎。
　　
　　沒有神仙皇帝，沒有救世主，沒有天堂地獄，沒有轉(zhuǎn)世往生，短暫生命之所為所成，就是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